三线！三线！（改变父母和我一生的历史事件）
：大头
“三线”，曾经关系国家命运的大建设，如今只留下了不为人知的三代人。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三线厂”，这个词如今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
因为在50年前，我们的存在属于国家机密，直到80年代末期才逐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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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
1950年，朝鲜战争后，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印度封锁中国，
1956年，中苏（苏联）关系破裂，开始武装对峙
1962年，美国在台湾海峡多次组织以进攻中国大陆为目标的军事演习，
1964年，美国入侵越南。
1964年，中央高层针对这种国际形势，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我国处于各国敌人的包围之中，随时会发生侵略战争。
而现代战争的胜利与否，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特别是军工生产，而当时我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
一、东北 —— 重工业基地
二、上海，华北 —— 轻工业以及精密仪器研究制造
决定
这些地方都在国防前沿，一旦战争爆发，必然被摧毁，因此，进过紧急彻夜讨论后，中央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将所有的军工制造，机械制造，化工，电子，精密仪器行业的生产资源，逐步迁入大陆腹地，类似四川，湖南，河南等地，而且为了保密，涉及军工类的工厂几乎全部设在了山区。
（大头作为一名三线企业的子弟，就出生在湖南湘西少数民族自治区，对，你没看错，就是出赶尸和下蛊的那个湘西苗族聚集区）
三线建设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诞生
这些内陆不易被战争涉及到的省份，被归类为“三线地区”，而这些当时肩负国家兴衰重任的工厂，被内部简称为“三线厂”。
在当时为了保密，所有当时涉及军工的厂都没有名字，只有一个邮箱号，一个四位数的数字简称。
（大头父母的厂边上就有一个，叫3614厂，主要生产军用汽车配件，当年属于高科技军工企业）
这个项目，从1964年开始，到1980年结束，
用时15年
耗资2052亿，占全国支出的三分之一（那个年代城市人均工资才30块钱左右）
为此新修合计超过8000公里的铁路线
完成1100多个建设项目，2000多个工厂、研究所、冶炼厂。
45个产业基地和30多个新兴工业城市平地而起。
大批沿海地区，城市内的科研人才，高级工程师，大学学者，年轻干部和熟练工人被迁移到了这些地方。
这批人很多都是国家之栋梁，比如：
甘肃刘家峡工地工作13年 —— 胡锦涛
基地
绝大多数的“三线厂”都被建设成一个基地，厂区和生活区连成一片，围墙高建，与世隔绝，内部除了工厂和职工宿舍，所有设施一应俱全：
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技校，大中专，甚至有的工厂还有研究所
医院：治疗能力医生整体能力甚至超过地方医院。
银行、食堂、内部菜场，电影院，工会俱乐部，商店，粮油店，游乐场，汽车站等等。
基本不用出厂区，人的一生就可以在里面度过。
结局
50多年过去了，证明了当时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些过火，上马的项目有点重复，因此大量的“三线厂”被撤除，变成了普通的国营企业，然后大量倒闭，下岗。
而这批工厂，却足足消耗了几代人的青春
爷爷辈建设，父母辈在里面度过一生，我这辈人在里面度过整个童年、少年。
如今工厂多数都破产倒闭了，而这批在“三线厂”的世外桃源里长大的孩子们都进入了“社会”，过着他们父母爷爷奶奶辈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前几年一篇不错的怀念“三线厂”的文章，也许能说明一些事情。
以下为原文----------------
《不是怀旧，而是要记得 ——对即将消逝的三线厂的记忆》
五年前，贾樟柯导演的《24城记》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提名，但是在国内却始终禁映。看过片子后，有人感觉被骗、不知所云；有人则从头哭到尾，影片能触动这些人的原因可以用结尾的一句话来解释
——“你消失的一面，足以让我自豪一生。”
《24城记》讲述了420厂（成华集团）——一座从东北迁至四川的飞机军工厂——几十年变迁的故事。曾经的繁华，消失在旧厂房轰然倒塌所扬起的漫天尘土之中，而曾经的荣耀则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之间，成为了史书中的过眼云烟。
这部电影始终在提醒人们德国艺术家安塞姆·基弗说过的那句话，“我不是怀旧，我是要记得”。
“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
在中国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以及豫西、鄂西、湘西、晋南、冀西、粤北、桂西北和青海东部地区的大山深处有一千多个像420厂这样的工厂。
由于历史的原因，“三线建设”曾经是个神秘的字眼，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见诸报端，如今也鲜为人所知。三线工厂的员工表面上或许与本地居民没有太大区别，可唯有他们自己知道，在内心深处，藏着许许多多值得回味一生的珍贵记忆。
从1964年至1980年，三个五年计划的15年中，我国中西部三线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军工企业建设，总投资额几乎占了国家投资的三分之一。
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它们共同构成了“三线厂”。
其中规模比较大的如攀枝花钢铁集团、金川有色冶金基地、酒泉航天中心等。更多的三线厂则选址在大山深处，呈“大分散，小集中”式分布。
在河南西部就集中了很多这样的军工企业，因为规模相较而言不算大，所以被称为小三线。向东厂，红阳厂，红宇厂，中南厂……这些都是曾经让职工及亲属子弟骄傲无比的名字。
在外人看来，这些厂里的职工们肩负建设国家重任，工资福利待遇优越，生活设施齐全，是最光荣的工人阶级。
但随着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这些国营的军工企业产品销路陡降。在市场化的趋势下，由于技术落后，管理不善，交通不便而纷纷面临破产改造。
而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工厂情况怎么样呢，里面生活的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呢。
梦想成真
如今在武汉上大学的子君从小成长在三线厂。今年寒假，她们一家搬到了河南南阳的兵工城小区。这个小区的特殊之处在于里面的住户全部都是南阳市周边的兵工厂职工，建立这个小区是从厂里往南阳搬迁的第一步。
我们来到子君的新家，虽然已经过完了年，但一进小区还是感到了一股浓浓的喜庆气氛。子君走在小区里，不停地向过往的大爷大妈，叔叔阿姨打招呼，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这和如今城市里最普遍的高楼公寓里冷漠的邻里关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子君介绍说，房子去年10月份才交工，但大家都立刻开始忙着装修，今年过年已经有一半的业主入住了，子君家就是其中一户。
当被问到为什么这么着急入住时，子君的妈妈感慨道：“这么多年，终于能离开那个山沟了啊！”的确，在城里能有套房子是几乎所有三线厂职工的梦想，如今，他们中的一些人终于梦想成真了。
山沟里的童年
子君的家在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境内八百里伏牛山深处的向东厂。向东厂代号5043，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所属的军工企业，主要生产火箭炮的炮弹，。
该厂占地430万平方米，辉煌时期有职工5200人，加上家属一共有一万人左右，而如今厂里常住人口只剩下两千多人。
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从南阳市区来到了大山深处的向东厂，与平原地区的一望无际不同的是，站在厂里的每一个地点，举目四望，目之所及，皆是大山。
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厂里似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王国，但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超市、学校、医院、消防队、派出所等应有尽有。人的一辈子，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完全可以在厂里度过。
子君生命的前十二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和城市里的孩子相比，厂里的孩子实在是单纯太多了，他们仿佛是在“世外桃源”里长大的。
但又和农村孩子在田间地头长大不同，对兵工厂的孩子们来说，在这里，他们有专属的童年回忆。
清晨6点厂里无处不在的大喇叭就开始播音，伴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人们开始吃早饭，骑着自行车奔向车间与学校。这样的场景每天随着喇叭早中晚要重复三遍；
每个小朋友胸口都挂着把家门钥匙，因为家里除了上班的父母就是小孩自己了，学校不会像现在这样天天补课，下课就自己回家，或者和小伙伴们满厂地乱跑，反正厂区也没多大，父母从不担心跑丢；
在周末的晚上或者节假日里，露天剧场的电影可是小孩子们的最爱，每次都拖着板凳早早地去抢占好位子，每次播放的基本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题材电影；
厂区水泥路又宽又直，自行车是主要交通工具，每家都有那么几辆，每次上班时都能见到由自行车汇成的壮观的长龙。小孩儿们才会走路没多久，就学习骑自行车，不管男女老少车技都很高，连女孩子都会在宽阔的道路上玩大撒把；
学校里老师讲的绝对是标准的普通话，所以厂里的子弟普通话都说得很好，讲普通话其实是因为在厂里可以听到天南海北的语言，东北话，山西话，上海话，没办法统一，那大家都说普通话吧；
每个小孩儿都吃过5角钱2根的厂里自制的冰棍儿，跟大人一起去挤过食堂，都习惯了厂里半军事化的气氛，淘气的时候最怕看到厂里张贴的无处不在的毛爷爷像。
子君和她的小伙伴们愉快地向我们回忆着这一切，脸上充满了自豪。
这样的童年带给了三线厂的第三代子弟们的究竟是一颗纯洁善良的心？
从小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
和城市孩子相比保守规矩的心态？
还是贫乏的物质生活？狭窄的眼界？
可能兼而有之吧。
聚少离多的家庭
在很长时间里，三线厂都是以相对隐秘的方式存在的，就像是一个个独立的王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然而随着1978年的到来，三线人也不得不迎来了他们即将面对的一个结局。
对数百万的三线人来讲，从那一年开始，一条衰落、破败、绵延的下坡路也就此展开。
厂里的效益在子君小时候开始每况愈下，拖欠工人工资成为常事。与90年代市场经济逐渐深入发展和物价猛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厂里的工资一直处于二三百元的水平。
如果父母双方都在厂里工作，这样微薄的工资（有时还会被拖欠）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更何况还有学生要供养。
于是和许多父亲一样，子君的爸爸在她六岁时就向厂里请假，外出打工。她的妈妈回忆道，子君爸爸刚到广州的三个月都没找到工作，住在地下室里，眼巴巴地盼着每周一次的招聘会。
而在其它时间里，他就只能在街头闲逛，任凭那种在异乡漂泊的孤独感侵蚀已经伤痕累累的心。
幸运的是，后来子君爸爸用他在外打工挣的钱改善了这个家庭的生存状况。
可是一转眼，爸爸已经奔向五十岁了，在外打工一干就是十几年，走南闯北换过很多份工作，现在为了继续挣钱供子君上学还不能回家，要继续打工。
想到父亲不知道还要在外漂泊到什么时候，子君的声音有些哽咽。
近十几年厂里的糟糕状况造成的是许许多多像子君这样的家庭的分离，父亲在外打工，孩子在外上学，母亲一个人在厂里守着破败的家已是常事，这其中的辛酸滋味又是外人怎能体会到的呢？
靠读书改变命运
向东厂的员工一开始大部分是从东北和山西的机械厂迁过来的。第一批创业者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他们普遍素质很高，因此兵工厂里的居民始终非常崇尚知识，大人们都很重视下一代的教育。
子君从小就学习很好，得到过无数老师和家长的表扬。别的家长经常拿子君作为榜样来教育自家的孩子。
厂里是个小社会，彼此之间都是亲戚、同事或者同学的关系，子君的学习优异让她的父母在厂里走在路上都显得底气特别足。
子君说她小升初考了全厂第一，她的爷爷在红榜下面守了两天，见人就说第一的是我孙女，子君笑言那恐怕是她人生的巅峰了。
由于厂里的初中老师流失严重，厂子弟很多初中时就出外求学，子君也考上了南阳市一所有名的寄宿学校。
因为从山里来，没见过什么世面，子君一开始就有深深的自卑心理，担心自己和城里的孩子差太多。
可没过多久子君却发现自己深深地从厂里优秀的小学教育中受益，从小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基本功扎实，对人有礼貌，朴实善良，普通话标准，很快就从同学中脱颖而出，学习仍然名列前茅。
子君的其他几个小学同学，也表示有同感，甚至那些厂里的差生去了南阳后在班里也成为了老师喜爱的听话用功的好学生。
对此，子君的朋友王珂一语中的，“没办法，从小就知道，只有读书一条路可以走出这座大山。”
身份认同的困境
现在，子君成功地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她考上了武汉的一所985高校，将来不用再回到那个小山沟里去了。
刚来大学，经常困扰子君的问题竟是当别人问她来自哪里。
她实在不知如何回答，来自南阳？可是向东厂只是建在南阳，和当地并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来自山西？爸爸妈妈老家都是山西的，可是她从小在山西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一年，能说自己是山西人吗；只有向东厂是一个确切无疑的答案，可是又有谁知道向东厂是个什么地方呢？
子君第一次感到“你从哪儿来”是一个如此高深的哲学问题。
同样的问题困扰着三线厂的每位职工。对第一代创业者来说，当年满怀青春的激情来到这里，把人生最美好的几十年奉献给了祖国大西北、大西南的土地，多年后却依然是两手空空的回去。
许多人在退休后落叶归根回到自己的故乡，却发现自己仿佛走了一个世纪。
他们难以融入当地的生活，跟曾经的亲戚朋友关系疏远，自己奉为圭臬的价值观得不到认同，人们对他们多是同情和不解，却很难真正了解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厂里的老李一家是上海人，多年前因父母病逝曾回上海住过一年，就是这一年时间，让他数十年坚定的“我是上海人”的身份认同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他说：“在他们（其他上海人）看来，阿拉就是外地回来的，好像就是外地人一样。上次有个朋友给我女儿介绍个上海小伙子蛮好的，结果人家问她是不是上海人，她说自己是河南人，后来就没消息了，把我气坏了。”
而同为上海人的老张就下定决心不回去了，“上海的房价高的吓人，户口也难办，还是厂里空气好，能活得久些”。
他说：“来厂里几十年，根都扎在这儿了，还什么故不故乡的，死了就要埋在当年炸平的山脚下。”
与第一代不同的是，像子君这样的第二代、第三代三线厂子弟，他们就出生在这里，可能在出去求学前，厂里就是他们眼中的全部世界。
不管户口本上的“籍贯”一行写着什么，不管将来在哪里工作生活，厂里始终是他们心中的故乡。
拍过《青红》的电影导演王小帅曾自诩为“无根文化”的代表，他两个月时随父母来到贵阳的一个兵工厂，14岁时离开。
他们应该都很羡慕那些有家乡有祖坟的人吧，一代一代都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某个地方可以发现你的亲戚朋友全都在那里，而他们，却只是一家三口或一家四口像浮萍一样随着时局漂浮在社会上，相依为命。
风雨飘零的结局
子君这代人从小见证了三线厂衰败的过程。原来附近的农民对厂里的职工无比羡慕，看着职工每天能买鱼买肉吃。
如今农民的日子好过了，卖菜时总是可怜这些发不下来工资的厂里人，多给个几两，两者就这么对换了地位。
小的时候对这些没有想太多，长大后回忆起来却发现自己从小经历了那么多世事变迁和人情冷暖。
听厂里的阿姨们聊天，大家一起感慨当年每月拿两三百块钱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其实即使是现在快退休的老工人，辛辛苦苦干一个月，最后拿到手的也不过是一两千块钱。
张阿姨说：“现在倒是及时发工资了，但有的车间一年有八九个月都开百分之几十的工资，再扣扣保险，拿到手里的还能剩多少。”
旁边的李阿姨义愤填膺地说：
“可不是嘛，关键是心理不平衡啊，一个车间主任，一个月工资3500，效益工资2200，不管工人开多少工资，他们的工资每月一分不少照开，他们每月还有电话费几十元或几百元，年底承包奖50000-60000元，可工人一年下来年终奖就700多元，你说合理吗？还有没有天理，这是不是腐败？”李阿姨一边说，一边掐着腰，跺着脚。大家也越说越来劲。
有人又把话头扯到破产那会儿，怀里还抱着小孩儿的孟阿姨不顾还在哭闹的孩子，赶紧向我们哭诉：
“我97年学校毕业来到厂里的，就晚了一年就被划为合同工，破产时每人的补助就800乘以工龄，加一起来不到一万块，那些全民工[1]就比我们早几年来厂，凭什么他们就1350加上1000乘以工龄，太不公平了！”
全民工曹阿姨过去安抚了下孟阿姨和她的孩子，从她口中又得知一个在职工口中流传很广的说法，当年破产时中央下拨了几个亿来作为职工的安置费，可最后大多数被当官儿的一层一层给私吞了，最后落到工人手里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曾经许诺的异地安置也没有实现。
就为了争一套房子，当年厂里罢工了近半个月，最高潮时全厂职工一起前往最近的南召火车站卧轨，洛阳的武警都被紧急抽调过来，最后用军犬、催泪弹围追堵截，把职工一个个都遣送回厂，还把带头的抓了关进去了几天。
此事过后，厂里领导受到了上面的处分，可处分的名头竟然是“对职工管理不善”。
职工竭力争取的利益最终被每人几千块钱的安家费打发了。许多人买断了工龄，与厂里彻底断了关系，一名工人说：“我们这么多年为工厂付出的一切，我们所有的青春，被人以一年1000元的价格统一收购了。”
是走还是留，这始终是摆在每一个三线厂职工面前严峻的问题。可以说走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对于向东厂这种错过了改制的最佳时期，又离市区较远，交通不便的厂来说。
就像当初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一样，如今又终要散落各地。看着厂里如今破烂的将要倒塌的建筑，看着晚上七点多都已经空无一人的街道，听闻今年大年初一前断了四天水，原因是抽水的河里没水了，连附近的农民也感慨：“这厂是真的要玩完了啊。”
这是一个悲情的故事，一代人就这样被放弃了。
改革开放三十来，上个世纪90年代是国有企业的阵痛时期，体制与市场的碰撞，在这个变革的年代，使工人阶级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承担了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曾经的优越感早已荡然无存，带给他们的却是下岗分流。一个个国有大型企业从繁华到没落，似乎可以折射出一个快被遗忘的群体——工人阶级是一个逐渐消失的群体，是正在被知识分子招安、被商业者勾引和被农民稀释的阶层。
画家刘小东说过：“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工人阶级永远有力量，制造业理直气壮地占据着各个地区主要街道。不知从哪天起，城市看不到制造业，看不到工人阶级。
楼房却铺天盖地，走在街上的人都像游客，好像一个军团，作战部队没了，都变成后勤人员了。”一直号称自己是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如今在这个社会里却没有人为他们代言，没有人为他们争取权利。
过去工人阶级认为自己不重要，因为国家似乎全部代言了，甚至贾樟柯要拍他们的故事时，他们还说：“我不重要，我没故事，不足以进入电影。”这是那个年代才特有的性格，他们是个性被磨灭的一代，如今却再没有人为他们说话。
三线建设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正在离我们渐行渐远，曾经的假想敌不再存在了，曾经的规划也已经几经修改，三线建设的使命看上去已经越发接近终点。
和来时的姿态相比，几十年光阴过后，已经有了沧海桑田，物是人非的改变。关于三线建设的功过与否，专家学者一直有很大的争议，是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错误估计酿下的大错，还是调整我国工业布局的必经之路？
不管怎样，它给人们心理带来的影响还远不到消退的时候，还远不到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忘记的时候。
幸运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些像子君这样的家庭在新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新家离厂里不远，可以随时回去看看，更重要的是，依然和厂里的那些人住在一起，依然有人记得子君小升初时考了厂里的第一名，依然可以大家围在一起畅谈当年的激情岁月。
最后我想起了贾樟柯曾说过的一段话：“越老的工人越在维护这个体制，绝不是他对这个体制没有反省，没有批判，而是他很难背叛他过去青春的选择。
